我国义务教育进入“双减”阶段，各地也正在落实延时放学政策，不过在落实的同时，专家们，尤其是老师们发现，有些问题新问题来了！
针对此，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，将推动落实义务教育学校课后延时服务全覆盖，时间安排要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，切实解决家长接学生困难问题。由此，义务教育进入减少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“双减”阶段。但有记者调查发现，课后延时服务仍有不少“雷点”需要解决，一起来看看专家、老师、家长怎么看？专家认为，当前已进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“双减”阶段，改革大方向是正确的，但仍有三个焦点问题需关注。增加在校时间关键在于“统一”。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研究员王捷认为，自愿参与很动听，体现对家长和学生选择权的尊重。但是，校外培训“过热”背后是奖励勤奋的文化传统和文凭社会人们对社会分层的焦虑，大多数家长难免陷入囚徒困境，即“如果别人家的孩子在补习，我家孩子不补就会在升学中吃亏”。只要存在这种普遍担忧，“自愿”就会变为“被自愿”或“不情愿”。
囚徒困境不仅困扰家长。南京市鼓楼区教育局一位负责人坦言，当前的教育评价体系下，学校甚至地区之间都存在升学竞争的压力，校领导和教师、基层教育主管部门也担心“如果外校或外地的孩子在补习，我校或本地不补，升学率会受到影响”。专家认为，新增的校内课后服务属于公共物品，其运营成本应当主要由政府财政承担，免费或低价向所有学生提供。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、广州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岳经纶说：
“应顺应在线教学趋势，由学校尽量通过线上课程递送课后服务以减少成本，同时结合线下一对一和一对多辅导，以保证教学效果。此外，响应国家招收40多万毕业生补充中小学等教师队伍的要求，新增师资力量，加强课后延时服务供给能力。”但也有教育工作者认为，完全由财政埋单也不现实，应基于各地已有基础研究更具个性化的实施方案。例如，广州在2018年就尝试市场化课后延时服务，采取多种模式，可学校自行组织，由学校教职工直接管理。也可以政府采购的形式，向第三方社会机构采购服务，学校负责统筹和监督；或学校与第三方社会机构合作共同开展。以及学校统筹街道(社区)、志愿团体、家长委员会等社会资源开展。广州校内课后服务产生的成本由政府、学校、家长等共同承担。在现有基础上延长学生的在校时间，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：对此大多数的教育工作者和家长都希望，能够增加素质教育相关课程，而非重走应试教育老路。南京晓庄学院心理健康研究院院长任其平教授说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，学习负担过重已经造成了青少年厌学、亲子关系紧张等心理危机。恢复的在校时间不能演变为新一轮的补课，课程设计应当以德、体、美、劳教育等素质教育课程为主。进入“双减”时代，课后延时服务将有三方面重大转变：从解决部分家长接学生的困难，到吸引所有学生参加，从提供看管的基本服务，到开设丰富的兴趣课拓展学生素质。随着大量的校外培训需求将转回校内，不同家庭众口难调，给学校的供给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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